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:深耕公益实践,用研究推动政策改变!(下篇)

来源: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公益人物奖颁奖词 2018-07-0314:06

“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”


马广志:刚开始,有没有想过到后半生可能就要一直在基金会工作了?


卢迈:到基金会时,我已经50岁了。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,也没想自己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,组织上跟我谈话,也没有指标方面的要求。


马广志: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个品牌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,当初是怎么起步的?


卢迈:这是中心领导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,说中心要举办一个国际论坛,但这个论坛不能太官方,要平等对话,像达沃斯那样。后来是深发展资助了我们100万元。当时的陈清泰主任和深发展的老总一起吃饭,两人都觉得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对外沟通的平台,一拍即合。2000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,至今已办了19届,越办越红火,搭建起了国内外企业界、学者和中国政府对话与交流的平台。


自一开始,论坛确立了分管副总理出席讲话,总理会后接见主要外方代表的模式。第一届论坛,朱镕基总理会见了外方代表,就确立了论坛的高规格和对话的高质量。后来这种需要越来越强烈。开始可能是中方需要外方多一点,现在越来越变成是外方更希望了解中国。现在论坛请人不难,很多人愿意到中国来。


马广志:随着论坛的规模越来越大,经费来自哪里?


卢迈:都是捐款,这也很令我们自豪。中国有很多论坛,都要花国家的钱,我们只是财政部象征性地给了50万元。从明年起,这个钱我们也不要了,国家财政还是要用在更需要的地方。


除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,我们从2002年起,还连续承办了十三期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,每年一期。这个班是由中心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举办的。当时国家加入WTO后,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外国,后来和国外的联络多了,学成归国的人也很多,项目就停了。


马广志:撰写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》也是基金会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项目,还获得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“政策分析与影响奖”。


卢迈:2005年,我们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》项目。此前的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》都是由UNDP专家团队执笔的,这次由基金会组织国内的顶尖学者开展研究。这个报告直接关注了我国发展中极为迫切的不平等问题,后来在国际上被广为引用和讨论。2007年获得联合国开发署的“杰出政府分析和影响奖”。


这份报告的成功对基金会影响很大,我们决定撰写建立自己的独立研究品牌,即《中国发展报告》。而且,研究的主题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,推动社会公平发展。绕了一圈,等于是我们又回到原来在农研室探讨的那些问题。


早在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久,杜老就召集我们商量,说贫困问题怎么办?当时一些老干部回到自己家乡很惊讶,都是革命根据地,过去穷,闹革命,现在解放了,改革开放了,还是很贫困。老干部们睡不着觉,晚上就给杜老打电话,也不让他睡觉。


马广志:当时是杜老负责农业嘛。


卢迈:1986年,国家就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,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。但是深度贫困,不光是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。2007年我们发表的《中国发展报告:在发展中消除贫困》。我们研究了各个领域,包括教育、卫生、财产等等,看看哪些措施是帮助贫困最有效的。最后我们决定从儿童做起,2007年起,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。


马广志:为什么要定位在儿童营养上?


卢迈:当时由于城市化和计划生育,农村儿童数量减少,居住分散。上学要走很远的路,很多孩子一天只吃两顿饭,上操都能晕倒。后来政府的大规模撤点并校,又激化了这个矛盾。有学校能住宿,但没饭吃,让孩子自己带馒头,很不像话。


我们用筛查量表做过测试,在可疑率和异常率上,有些贫困地区超过50%。而在上海,相应对照数据不到10%。儿童处在这样的状况,未来的发展是大受影响的。如果不进行干预,他们长大后又会陷入贫困。而儿童贫困将导致其未来人力资本巨大损失,形成贫困代际传递。而中国在儿童发展方面,从理念到实践,都跟国外有很大差距。


而且,当时我也注意到国际上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。比如,“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”提出:从怀孕到2岁期间的母婴营养,会影响人一生的健康。认识到这一时期营养不良给儿童带来的近期和远期危害,是不可逆转和不可弥补的。我们就决定从此入手。


后来,基金会就在广西和河北选了两个县,借鉴国际的经验,进行建食堂提供热饭菜的试点,2000个孩子参与了试验。两年的试验后,和对照组相比,干预组儿童的身高、体重、贫血率和学习成绩都发生了显着的改进。报告上送到国务院后,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,做了批示,当年国家就拨了60亿元,基金会的供餐标准也被采纳。


“市场经济下的公益要过好多关”


马广志:这个校餐项目的“社会试验”成功后,基金会又将项目扩展到更多儿童发展的领域。


卢迈:是的。一个是与疾控中心合作的营养包项目,对贫困地区婴幼儿进行营养补充干预,现在也成为国家政策,150多万人从中收益。“营养包”计划是当时中国疾控中心陈春明院长团队研究出来的。


基金会还在贫困农村开展了“山村幼儿园”项目,4到6岁的孩子,怎么能让他们去乡镇呢。我们尽量遵循操作简便、成本合理、服务可及和质量保障这四方面原则开展工作,效果显着。这个项目从青海乐都起步,现在已经扩大到10个省,办了1000多所幼儿园,每年30000多儿童从中收益。


后来,受教育部委托,基金会对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的落实情况与效果进行评估,我们发现其中有问题,就开展了针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干预项目。


这些项目试点的开展,对我们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,就是有了实践基础,有了支撑。我们向中央建议制定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,习近平主席对报告做了长长的批示。刘延东副总理也曾两次在我们的报告上做批示,指示基金会要继续做,要做得更好。


马广志:有了领导人的批示,项目的推进成果肯定比原来好的多。


卢迈:领导人的批示主要是给中央各部委,比如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终于在2014年正式出台,“阳光校餐”项目成为全国性的项目,每个孩子每天3元钱也增加到了4元。


但有些(项目)也不尽如人意,比如我们推动“一村一园”学前教育入村的模式,现在全国有59万个行政村,其中只有19万个有幼儿园,将近2/3的村子没有(幼儿园),一种是村子靠近城镇,不需要有,但更多的是根本没有规划,这些村子的孩子数量都不多,而不超过100个孩子,民办没动力。


我不赞成现在很多地方只在城镇建中心幼儿园,然后通过校车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的做法。我们应该把服务延伸到村里,把服务送到村里。我们的学前教育,不能让孩子来就着服务,而应该让服务来就着这些3-5岁的孩子。送教入村是解决贫困儿童学前教育的有效办法。


所以说,并不是我们有数据了,领导人有批示了,问题就能解决,实际上很不容易。


马广志:我刚才看到,受益学校通过网络上报用餐照片等信息“晒”校餐,公众可随时在网上看到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,感觉很直观也很震憾。但也没想到,还有25%多的学校学生中午吃不上热饭。


卢迈:这些学校不做食堂供餐,一种情况因为食堂供餐运行成本高,学校只能买面包和牛奶给孩子吃。至少孩子不挨饿了,还增加了钙的吸收。缺点是4元钱的补贴,有1元多被包装物占去了。而且面包加牛奶的热量是300大卡,而食堂饭菜能做到800多大卡。差别很大。


还有一些学校虽然有食堂,但是承包出去了。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。我们下去调研,就发现有个别县出现克扣现象,很不像话。


马广志:这部分资金是稳定的,多少都会有利润。


卢迈:是的。所以说市场经济很复杂,要想在市场经济下提倡公益,政策要让最底层的民众受益,需要过好多关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,政府官员要对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有最起码的同情心。同时,还要抵御一些商业企业或个人的觊觎。


马广志:但通过你们的努力,那些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、生长迟缓的状况还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


卢迈:是的。基金会通过对62个实施计划县的192万名学生的监测数据显示,2012至2016年,每年7岁新入学学生的身高无明显差别,而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8-12岁学生,平均身高均有增长,其中11岁男、女生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5.7厘米、5.6厘米。


如果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,那么我们将来在西部地区不会再看到多少矮于1.60米的18岁的男生了,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指标。营养改善了,身体就更强壮了,在学习等各方面的能力都能有所增强,劳动就会有更好的产出。这一点点的支出,经济和社会的回报是很大的。


“不能有任何事情让基金会受到玷污”